格莱美奖有音乐界的“奥斯卡”奖之称，设有一百多个项目，是分类极细致、涵盖面齐全，由业内专家经三次甄选投票产生的一个专业性很强、分量很重的奖项。获奖者都被公认为是世界范围内各自项目当年最优秀的代表。由于格莱美音乐大奖是根据每年世界各国公开发行的音乐制品为依据进行选举的，因而制作人、录音师是和表演艺术家一样的并列奖项。录音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在格莱美音乐大奖中可谓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褒奖。对一位录音师而言，能获此殊荣是在此领域登上巅峰的重要标志之一。

格莱美的宠儿司徒达宏
提及拿到过格莱美奖的华人，人们自然会想到马友友和谭盾。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美国，有位享誉国际的华裔录音师，并曾6次捧得格莱美金奖，他就是司徒达宏。

出身司徒音乐世家
司徒达宏是中国音乐界著名的司徒家族的后代，他的祖父司徒梦岩是我国近代著名造船专家、小提琴制造家和小提琴演奏家。18岁留学美国，与爱迪生的儿子同班，后考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造船学，业余学习小提琴演奏，还跟随美籍波兰小提琴制作家戈斯学习制作小提琴，成为中国第一位小提琴制造家。第二代的七个子女中，五个从事了音乐事业，特别是兴城、海城、华城、志文这四兄妹：海城是上海交响乐团二提琴首席、兴城是台湾交响乐团首席、华城和志文分别是中央乐团首席和大提琴首席，被称为“海峡两岸四首席”。

到了第三代，在音乐成就上取得最好成绩的就是司徒达宏。他是司徒海城的孩子，自幼就接受了家庭严格的音乐教育，后成为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研究生，1979年经推荐进入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加拉米安学习，毕业后又进入朱丽亚音乐学院师从迪蕾。这样一位小提琴天才理应展开他很有前途的独奏生涯，他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录音师这个行当。
司徒达宏笑言：“其实没有大改行，一名出色的录音师，应拥有像一位优秀指挥所具有的音乐修养。过去所学，其实都派上用场，我每年也仍参加一些演出，录音技术当然也要钻研，我全部录音器材都是经过自己重新设计和改装的，这样录音才能得心应手。”

在纽约开设电器修理部
司徒达宏从在朱丽亚音乐学院读研究生开始，就毛遂自荐到纽约一家最大的电器公司说服老板开设了一个电器修理部。在美国，一般人家电器坏了总是直接丢弃而不会送修，因为购置一个新的往往比送去修理的费用还便宜。只有那些价格高昂的高精尖产品出了问题才去送修。正因为如此，这个来自中国的音乐才子，在这个修理部里得到了许多拆卸各国顶尖产品的机会，也得到了学习现代电子技术的绝好条件。所以仅一两年下来，他就已经成为电器方面的行家里手。后来他使用的录音器材几乎都是经过自己动手改进的，使器材性能得以极大提升和改进。

拿总谱的录音师
世界上优秀的小提琴家实在太多，但是像他这样受过较全面和系统音乐教育的录音师实在太少。他是少数几位在数字录音时代能够坚持模拟效果的重量级录音师，听他的录音常让人想到LP的效果。司徒达宏举出了与美国著名的埃默森四重奏团合作录音的例子，他所获得的格莱美音乐大奖都是与该重奏团合作的成果。录音之前先研究总谱，“两组四重奏衔接”的方案就是他研读总谱的成果：制作出第一次录音用和第二次录音用两份不同的四重奏谱加上原八重奏谱共三份总谱进行操作录音，两次录音还使用了不同的乐器，调整了座位，营造出现场般的方位感、层次感和音响效果。由于有了十多年的合作经历，司徒达宏对四重奏成员每人的演奏特点、音色、音量、颤指幅度都了如指掌，每次录音都为他们配备不同的话筒，安置不同的角度。

平均一个月只能做出一张碟
后期剪辑修饰工作对于追求完美的司徒达宏来说担子的确很重，他制作一张CD平均有一千多个接口，其高度集中和敏捷的手控能力完全可与搞微雕的师傅媲美。司徒达宏说：“敏锐的听力和精确的节奏感才是剪接成败的主要动力，否则难以达到乐感流畅不留痕迹的境地。我一个月平均只能做出一张碟。只有慢功才能出细活。”司徒达宏按自己的审美观订出标尺，不合标准的产品是绝不出手的。在这方面他是很挑剔的，他甚至要选择他的录音对象。曾有一位钢琴家出高价请他录音，可只听他演奏了两首曲子就婉言谢绝了。当别人问其为何拒绝这份收入，他说：“我是录音乐的，这位先生只不过在按音符，要我面对这样的音响工作一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也无从下手，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艺术良心。”

司徒达宏在录音中道路上的不懈追求、苛求完美的态度，看上去像一种强迫。这种强迫是用真诚之心维护音乐的品格，追求完美音质的满腔热忱，也是格莱美宠爱他的原因。